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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非是近些年少有的对文学始终保持纯粹而严肃态度及写作立场的作家之一，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极富个性感觉化的抒情性风格特征，他小说的语言优美纯净，小说叙述意识清楚而深刻。作为一位青年作家，格非能有自己的艺术坚守并持之以恒，实属不易。最近，我们读到了他倾注10年心血写就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无疑，这是一部极为精致的长篇小说，在几十万字的叙述中，我们深深感觉到作家的艺术功力和写作上的一丝不苟。恰如出版者所说，它既是格非蜕变和超越的一次个人记录，同时也可视为是当代作家逼近经典的有效标志。

     这部取材于历史的小说，以宏阔而从容的气魄表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乡土与民间、政治与世俗、人性与欲望、理想与梦幻相互交织的历史场景。历史题材，一直是格非感兴趣的领域，但在这部小说中，格非似乎更注重在看似变动不拘的具体历史情景中，捕捉、感受生命存在的确实性、鲜活性，以审美的方式在历史的积累中寻找正义、公正、进步和文明的价值尺度和人性维度。小说以个人化视角进入历史、参与对历史的书写。小说以“普济”和“花家舍”为叙事环境与背景，以知识女性陆秀米为主人公展开叙述。虽然故事讲述的只是两个村落的兴衰变化，一个女性的命运沉浮，但叙述中的巨大张力则让我们细腻地感知到了历史的风云际会，时间长河中生命主体的历史选择。在这里，表面上看格非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一段“现实”，是在演绎一段绰约、隐晦也十分混乱、破败的生活，实则是回到历史深处所进行的一次生命体验，他不是通过历史过程“还原”人物的存在过程并进行多面展示，而是对历史情境进行“现时”修复，注入现代激情，我们在作者的叙述感觉中强烈地感受到生命、人性与历史的颤动。

     主人公秀米贯穿于小说的全部情节和叙述。小说叙述了她的成长、她的遭遇、人生求索和不断变幻的生存、奋争际遇。小说没有刻意地去渲染历史感，也没有竭力去搜寻“伟大的意义”，而是从历史中一个人物的或微小或壮烈的境遇、状态中表达一种历史情境，一种生命存在状态，个人追索与历史走向。秀米宿命般地被父亲人生失败的阴影遮敝着，父亲有关“桃花源”式的理想图、乌托邦梦想奇怪地缠绕着她。而改造现实、平等、民权、民生、大同理想构成了秀米生存的真正动力，她要消除生的痛苦和烦恼，她希望“每个人笑容都一样多，甚至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财产都一样多，照到屋子里的阳光一样多”。她在“花家舍’的遭遇和忍耐，东渡日本的求知与探索，在普济的“革命”实践，其中虽然很难简单厘清和判定人物行为的现实价值或某种意义，但由于格非的叙事笔法精细睿智，十分善于把握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性格侧面和心理层次，使被讲述的人物始终处在某种临界状态，故事隐匿在话语的缝隙中，也使“意义”呈现得摇曳多姿、含蓄隐晦。无论是张季元、陆侃，还是秀米的母亲，在作者的叙述中时而清晰，时而飘逸，一些细节的改变促使他们悖离预期的目标，而他们内心的冲突，他们在时代风云中的沧桑变化，却极富立体感，历史感。在这些场景中，人性、人的欲望及其复杂的内心生活表现得深刻而细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的趋势与人的微妙心境体现出社会人生的某种焦虑。

     小说叙事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不断进入秀米的心理意识深处，细致地表现其心灵变化，显得极富张力，客观化的情节性叙事与叙述人的叙述语感、语气形成某种对位结构。秀米的“疯狂”与锐气的消弥构成叙事的悲剧性高潮，时间的推进与人物的绝望以至“平和”相互推动，执著的、无望的、柔软的心灵凸显在我们面前。

     小说作者努力表现自己所感知到的世界、历史与人生，人的欲望本能与政治斗争，以真切的情感辨析经过时间之水淘洗过的历史。作者清楚自己在叙事中作为主体的诸多“不知”之处，因此，叙事中的限制使他有意无意地在叙述中留下许多“空缺”和疑问。“金蟾”之谜、陆侃发疯、走迷之谜、秀米在日本的经历、人伦关系之间的亲情所弥漫的雾障，恐怕不仅仅是作者有意的“设计”，更多的则是人终其一生也无法破译的命运之魅和人生隐喻。作者在努力发现历史的微光，它并不仅仅是为了照耀现实的些许幽闭，更是让我们感觉到时间这部小说基本上延续作者极为个性化的抒情性风格，叙述语言的宽柔与弹性，叙述中大量描述性语言，具有浓郁的诗的修辞特征和古典气韵，构成了小说叙事整体上的苍凉美感，人物、历史、人性故事传达着作家对生活与世界的独特理解，生命和历史也在我们的理解中流动着，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和向往，而且，这种思索将肯定超出小说文本自身所承载的范畴。